1916年12月，蔡元培从上海出发，在风雪中抵达北京，出任北大校长。此后由他催发、护持的新文化运动，影响、改变了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。美国哲学家约翰·杜威曾对胡适说：“以一个校长身份，能领导那所大学，对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，除蔡元培而外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”

   催发者：新文化运动与百家争鸣  

     “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，大风雪中，来此学界泰斗，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。”1916年底，京城的报界作了这样的报道。翌年1月9日，蔡元培正式向一千多名学生做就职演说，提出“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”，勉励“诸君须抱定宗旨，为求学而来”“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”。

    如何把清朝留下的学生以入仕为目的的“京师大学堂”，转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新式高等学府？一周后，在上海主编《新青年》的陈独秀如约而来，成为蔡氏撬动这座传统学堂的关键一子。在汤尔和和沈尹默的提议下，蔡元培决心聘请这位以激进姿态鼓吹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的思想界猛将来担任北大文科系长。当时陈独秀正好来京办事，蔡元培三顾茅庐，终以诚意打动他，并说服他把《新青年》杂志迁至北京。

   这一年8月，26岁的胡适在纽约参加完博士论文考试一周后，就匆匆告别导师杜威，坐上回国的轮船。胡适是陈独秀着重推荐给蔡元培的。当时，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是《新青年》的投稿人。当蔡元培得知新近一期杂志将刊登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而且此文极有可能在中国知识界引发大震荡，他立刻给远在纽约的胡适发去聘书。胡适没有让蔡元培失望，很快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，成为北大的一块招牌。

   晚年，胡适多次说起：如果没有蔡先生当年的着意提携，他的“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”。

   陈独秀到任后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亦随之迁至京城西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的陈家。从此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，聚拢起一干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。胡适后来颇为自负地说：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是靠“三只兔子”支撑起来的——因为蔡、陈、胡三人生肖恰巧都属兔，彼此之间各差12岁。

   在蔡元培“兼容并包，思想自由”原则的催发和护持下（北大师生们由此笑称他们的校长是一位“古今中外派”）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“百家争鸣”拉开序幕。北大的各种思想刊物、研究学会、社会团体迭出。风头最劲的，当属《新青年》和一班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教授。他们倡导白话文，采用新标点，创作新诗；介绍西方最新学说，主张个性解放；对儒家传统、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攻击。

   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，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，也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社团和刊物。其中佼佼者，当为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杨振声等人创办的《新潮》杂志。编辑部设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，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为印刷经费。杂志以“文艺复兴”为号召，聚集了俞平伯、顾颉刚、成舍我、杨振声等一批有才华的北大学生，以诗歌、小说、评论的方式，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，主张“伦理革命”，反抗传统礼教。

   新思潮的兴起和蔓延，也令保守派人士和北洋政府感到不安。1919年，曾以翻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《黑奴吁天录》等西洋文学名著扬名一时的林纾在报刊上发表影射小说，攻击蔡元培和北大兴起的白话运动；接着又发公开信致蔡元培，抨击北大是“覆孔孟，铲伦常”。

   大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蔡元培等学界人士，过问“新旧两派冲突”之事。正得势的安福系政客们游说权力高层，要求撤去蔡元培校长之职，整顿北大。他们还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施加压力，要他辞退两名教员——陈独秀和胡适；开除两个学生——傅斯年和罗家伦。

   这些针对北大的攻击，都被蔡元培以温和、有礼的方式顶了回去。

   1920年，应英文报纸《北京导报》之邀，蔡元培以一篇短文阐释了自己对新思潮的立场和态度。他借用了孟子批判危险思想学说用的“甚于洪水猛兽”之说，把新思想比作“洪水”，把军阀政治比成“猛兽”：“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，很有几分相像。他的来势很勇猛，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，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；仿佛水源太旺，旧有的河槽，不能容受他，就泛滥岸上，把田庐都扫荡了。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，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。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，来帮同疏导洪水，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。”

   蔡元培说这一番话时，是在“五四”运动爆发的后一年。他已充分体尝过洪水决堤那一刻的焦灼而苦痛的心情。

   夹缝里的盛名：“杀君马者道旁儿也”  

   陈独秀在晚年回顾过往时曾沉重地写道：“五四运动，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，无论是功是罪，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，可是蔡先生、适之和我，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。”

   对于这场学生运动，和其他两位主角一样，蔡元培怀着极为复杂和矛盾的心绪。他并不鼓励学生涉及政事。五四爆发的前一年，北大学生因反对“中日军事协定”而前往总统府请愿，他曾出面劝阻，并一度辞职。

   但在1919年5月3日晚，当得知学生将采取行动，蔡元培并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全力阻止，而是保持一种放任姿态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取得胜利后，蔡元培一度也沉浸在狂喜之中。1918年11月，他和北大同人、社会名流们在天安门广场发表连续演说，特别发表题为《劳工神圣》的著名演说，大赞中国派往战区的十多万华工，以艰辛和汗水为祖国换得“战胜国”的名义。此后从巴黎传来的消息，戳破了知识精英们的美梦：1919年1月，在巴黎和会上，身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，却被驳回了，会议决定由日本来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。

   5月3日，蔡元培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那里得知：北洋政府已密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签约了。当天晚上7时，他召开学生代表会，告知这一政府密令。群情愤激，学生们决定于5月4日举行集会游行。

   置身事态不断激化升级的风浪中，蔡元培一边与政府周旋，缓和局面；一边安抚学生，劝其复课。同时，与各国立学校校长奔走营救被捕学生，经过多次交涉，32名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。

   学生出狱后，5月8日晚，蔡元培正式向教育部提交辞呈，第二天一早离开北京，临走前留下一纸启示，开头是一句古文：“我倦矣！杀君马者道旁儿也。”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，典出东汉学者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，意为：杀你马的人，就是给你鼓掌的那些路边看客。因为马跑得很快，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叫好，马的主人就不停地加鞭提速，结果把马累死了。

   据五四学生运动领袖、北大学生罗家伦后来回忆：蔡校长的突然辞职离去，留下如谜的僻典，令热血沸腾中、自觉为世道公义而战的青年学生们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纷纷去请教北大的国文老先生，让这些被冷落许久的老夫子们颇感得意。

   1919的整个春夏，北京学生的抗议活动继续升级。游行罢课之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城市的学校。之后工商各阶层也参与进来，发动了罢工、罢市。北洋政府迫于压力，最终拒签和约，并将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免职。北大师生和北京教育界发动的“挽蔡运动”也随之成功。9月，在返京复任之前，蔡元培和来迎接他的学生代表谈话，后来又致全国青年学生书：一是肯定学生爱国之举，二是指出此番牺牲学业、代价不小。他提出了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的口号。

   蔡元培一心想把这股蓬勃而出的新生力量疏导进日常的秩序里。五四运动之后，北大校园呈现出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，各种思潮广为传播，各类团体大量涌现。蔡元培仍然持守“兼容并包，任其自由竞争”的原则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北大开办了平民夜校，并开始招收女学生。

   在任职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，蔡元培处境十分艰难。进入1920年代，军阀混战加剧，军费开支急剧飙升，北洋政府预算中的教育经费被一再挤压，而且常常拖欠。另一方面，在五四之后，以《新青年》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阵营也开始分化。陈独秀因被反对者以“私行不检”攻击，虽有蔡元培竭力回护，仍被迫辞去文科系长之职。他回到上海后，由一介书生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，之后人生大起大落，历经过多次剧烈的思想转变。李大钊也坚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3月，他在北大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聚集了邓中夏、高君宇、张国焘、黄日葵、何孟雄、罗章龙等一批在北大就读的青年学子，为建党做秘密准备。发端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，从思想文化启蒙转向了政治运动。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成长、壮大。      

   为主张：“清流”议政  

   作为一名有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，蔡元培一生和政治脱不了干系。

   这位光绪十八年进士出身的清末翰林，在康梁维新失败后转向了排满革命，曾参与创办光复会，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的区域负责人。在上海办学时，曾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秘密暗杀团，有过短暂的激进主义革命生涯。

   辛亥革命后，他曾深度涉足民国初年的政治，和孙中山、胡汉民、汪精卫等人都有密切往来，曾是南方政府北上迎袁专使团的成员之一。1916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，蔡元培向各北京政治团体“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”。他希望以“教育救国”为宗旨，通过整顿、振兴文化教育事业达到推进社会改良、进步的目的，而避免直接卷入政治。

   1922年6月，在一片“恢复法统”的声浪中，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宣布下野；同时，被强行解散长达六年的国会也有望恢复。在“和平有望”的背景下，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蔡元培再次联合社会知名人士，领衔发电给身处南方的孙中山，陈明目前有利的和平形势，再次劝说孙氏“停止北伐，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”。

   蔡元培倡议和谈的举动，遭到了孙中山的反对，更激起了南方******人的强烈不满——张继、章太炎来电斥责蔡元培，说他“身为南人”，为北军游说，是何肺腑，大骂他是“身事伪廷”的傀儡，“为南方之李完用”——李完用是朝鲜日治时期的亲日派首领，至今仍被朝鲜和韩国视为头号卖国贼。

   在纷繁复杂的政局中，蔡元培的个人声望、社会影响力，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北大系知名学者群体，也令他成为许多政治势力企图延揽和利用的对象。而作为老同盟会员和文化知识界的领袖人物，蔡元培在******内部有着崇高的地位。1926年，他被选为******中央监察委员，和李石曾、吴稚晖、张静江并称为“******四大元老”，又称“党国四老”。

   1927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华民国成型了。从这一年起到1930年代中期，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先是出任大学院院长，后又创建、主持中央研究院，一度还代理和兼任过司法部长、监察院长等职，在1945年国共合作期间，曾就读于北大、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的胡绳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的一篇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指出：蔡先生“进庙堂，是为了他的主张”。

   作为一位有党籍的“自由人”，蔡元培一直党派意识淡薄。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之职，胡汉民就有微词——“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。”后又因主张和平解决南北问题，和孙中山有分歧，并引发南方******人强烈的不满。也因为超越党派的立场和姿态，他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信任。之后，他经常受托出面调停******内部的派系矛盾，充当“救火军”和“和事佬”。宁粤和谈、对日外交内幕、蒋氏两次下野前的部署，都有他的身影。

   新历******内部的派系斗争、腐败和置国难民生不顾，他内心的失望和不适可想而知。1930年代初，当他再次受蒋介石之托去见汪精卫，劝说他在对日问题上要强硬时，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竟一时落泪。

   1932年2月，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，蔡元培把心中的失望、不满倾泻而出。他第一个指责宋子文，说他如何少不更事，对日军进占东北锦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；接着批评所谓“党国第一领袖”胡汉民，在宁粤和谈中如何反复无常；最后批评蒋介石，说他的专横独裁为古今罕有，他的政府的一切措施无不出于私心。

   1940年3月5日，74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。消息公布后，香港共有5000人到场致祭。蒋介石从重庆、毛泽东从延安发来唁电。毛泽东称赞这位曾指教他有关学术和人生问题的师者为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。    

   （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16年第37期）